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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九四四 - 惨烈之衡阳保卫战  

2016-03-03 12:11:07|  分类: 民國檔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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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四 - 惨烈之衡阳保卫战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号作战”的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衡阳这一地方,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道,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手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继续谈道:“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手,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
  由于衡阳一地战略位置的显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所必须夺取的目标,所以国民党重庆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也甚为关注。1944年5月29日夜晚,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主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可见,国民党和蒋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阳一战看成是“关键”,他们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座不大却非常重要的古城的。衡阳一战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
  长沙失守后,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手段,将长沙地区之敌,屏障于禄水以北,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迅速调整部署,以达成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电令大意为:  
       一、令第10军守卫衡阳城。  
       二、令欧震将军率第37军、暂编2军,在禄水至衡山间沿铁路线和湘江两岸正面占领阵地,堵住南侵之日军。    
       三、令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所部第72、第58、第26三个军,和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部第20、第44两个军,在湘江东岸由东向西进攻醴陵地区之敌,令王耀武第24集团军所部第73、第79、第99、第100四个军,和第4军一部,在湘江西岸,由西向东攻击,与东岸川军形成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由于战场形势急变,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变成了“画饼”。薛岳接到蒋介石电令时,第九战区仍在执行“各部队索敌攻计”命令,实际上是各部队均处于被敌追踪攻击状态,根本无法收拢部队,组织实施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援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直到6月23日,薛岳才与各部取得联系,下达各自的集结地点和攻击目标,但这时的战场形势已大大变样,为时已晚了。  
  还在进攻长沙之前,(火田)俊六大将即向各师团长指出,进攻衡阳最为担忧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回援和六、九战区部队形成拳头,使日军不能从长沙南下。要求各兵团务必注重进攻速度。横山勇的作战方案中更是规定:在攻取长沙的同时,即以炮兵、坦Ke、铁道部队快速向南推进,以急袭和强袭手段,迅猛插入衡阳地区;要乘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好之前进攻。根据这一战略意图,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68、第116师团,在第二线兵团围攻长沙城时,便沿长沙东侧继续南下,其意图好像是为了阻击从衡阳北上增援长沙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另有它图。
  当日军第58、第34师团等部刚攻下长沙,已经过一定休整和补充的第116、第68两个师团,立即从株洲附近沿湘江两岸向衡阳推进,其行动之神速令人咂舌,如同平地兴起的狂涛向南汹涌卷去。湘江东岸,第68师团,在佐久间为人中将指挥下,疯狂南进。在衡山地区与守军打了两天,便于6月23日清晨抢渡(氵米)水。23日夜间,进抵衡阳东南郊区的泉溪,并连夜渡江。24日白天,该师团主力,冒着中美空军飞机的轰炸扫射,继续强行渡江。渡江后,日军即向衡阳机场进攻,26日占领机场。湘江西岸,第116师团与东岸日军齐头并进。6月23日到达衡山地区,迅速突破守军防线,于6月26日抵达衡阳附近,并迂回到城之西郊。同时向南突进的还有第13师团。该路日军在长沙城被攻下时,从江西边镇上粟市地区突向南进,穿过萍乡、攸县、安仁等县境,在衡阳东北方,担任对井岗山地区中国部队的警戒,以保证向衡阳城进攻的日军的侧背安全。这三个师团的日军,都是在中国军队企图中间堵、两边夹的部队尚未部署到位时,就顺利地突过了险峻地域。犹如排球场上打出的一个漂亮的“时间差”一样。
  当日军快速部队在衡阳郊区的进攻打响一天之后,第27、第30两集团军才在渌水以北的湘赣边境山地集结起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向醴陵地区出击。但是,这十多个师的部队,尚未充分展开,即遭到日军第3、第27、第34几个师团的先行攻击,“拳头”尚未举起,就被冲散。湘江西岸的王耀武集团也没料到日军南下来得如此之快。本来要调集各军与东岸川军夹击敌人的,可是现在,他还未来得及集结部队,东岸部队就被冲散了,而且日军已经在攻衡阳城了。因而,在此夹击日军已失去意义,便令第100军和第74军各一部,跟着日军屁股后头向南追击,又令其他各军迅速向安化、新化、宝庆地区集结,准备去解衡阳之围。
  日军围困衡阳的部队先后向孤城发动了三次规模巨大的攻坚作战。
  日军一号作战计画长衡会战
  6月28日,日军一攻衡阳城 
  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日军第68师团在南面,第116师团在西面,同时向衡阳城发起急攻,意在一举拿下该城。第10军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将军率领所部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容有略),守卫衡阳城。
  第10军自抗战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将士英勇善战,屡建功勋,是一支以打防守战著名的精锐之师。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该军都担任守卫长沙城的任务,在整个战区的会战中起砒柱中流作队,三次都在十数万日军包围之中,沉着应战,力挫日军锋芒,为第九战区主力的集结、反攻赢得了时间。在常德会战时,刚由预10师师长升任第10军军长的方先觉将军,奉命率部北上增援,在常德南面给敌第3师团以重创。日军对方先觉的评价是:“方先觉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猛将(当时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10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与我第11军,特别是与第3、第68师团交战的经验。” 第11军第3师团被日军称为野战优秀兵团,是第11军的精锐之一。第68师团亦是日军精锐,以攻坚见长。专门进行过严格的攻城训练。
  衡阳城西南面有无数山坡高地,第10军在这里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战壕工事和无数暗堡据点,并将每个山头阵地前的断岩主坡削成九十度陡峭绝壁,进攻者只能架云梯才能向上攀登。日军首先向这些心头阵地进攻。先以排炮集中轰击,飞机编队俯冲轰炸。守军在敌机、敌炮狂轰滥炸时,都躲了起来。日军以为阵地已被摧毁,嚎叫着潮水般地向高地扑来。待日军涌到阵地前,突然从山头上甩出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直炸得山下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日军的冲锋一下子垮了下来。接着,日军又在更强大的炮火和大批飞机的轰炸下,连续发动了几次大的冲锋,都被守军用手榴弹给炸了回去。日军反复冲锋大半天,死伤累累,初战受挫。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十分恼怒,亲自到前沿指挥部队冲锋。正当他高举战刀嚎叫冲锋时,头顶上“嘘”地一声栽下来一颗迫击炮弹,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天昏地暗。中将和他的参谋长原氏真三郎大佐,以及师团司令部的许多宫佐、士兵。都躺倒在血泊之中,痛苦地挣扎、蠕动。第一天的攻击,就这样停了下来。
  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
  6月29日
  黎明,一层绛红色的晨光抹遍了整个天际。城西面, 日军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炮口,悄悄昂起头来,对准山头阵地,一齐吼叫起来。第68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中将指挥师团主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发誓要一举荡平山头守军。日军蜂涌到山坡下,剪断了阵地前的铁丝网,以为突破了缺口,嚎叫着亡命地朝山上扑。扑了没多远,踩响了连环地雷,只见一道道吓人的闪光,一阵阵惊心动魄的爆炸,冲进去的日军顿时不见了踪影。太阳从地平线爬起来一杆高,对着岿然不动的守军阵地露出了笑脸。
  城南面,第116师团白天的进攻也跟第68师团一样,一步不前。夜里派出一个联队的兵力搞夜袭,结果,等日军摸到铁丝网处,突然遭到一顿手榴弹好炸,丢下一堆堆死尸败退下来。
  6月30日
  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除在守军阵地前丢下无数死尸外,一无所获。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 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 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
  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援,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
  7月1日,黎明前
  日军集中各种炮火,对城西第一线山头阵地逐一轰击。在百十门炮火一个小时的轰击后,日军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们确信守军阵地已被彻底摧毁,胜利完全有把握。这才对着尚未完全亮开的天空射出一颗太阳似的小红球——冲锋信号。日军又一次朝着守军阵地蜂涌冲去。冲在前面的两个中队,搭上方梯,争相往上爬,眼看就要上阵地了。突然,从那些被炸得乱七八糟的阵地后面冲出来许多中国士兵,手榴弹冰雹似地砸了过来,正往上攀登的那两个中队的日军,转瞬间就被手榴弹的闪光和硝烟全部吞灭,一个也未能生回。守军越战越沉着、勇敢,他们用手榴弹对付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冲锋的日军越放越近,在手榴弹的最有效杀伤距离内打击敌人。
  7月1日中午以后,一直到7月2日上午,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连续猛轰下,冲锋一次跟着一次;许多回,日军爬上云梯,上了山顶阵地,却又被突然冒出中国军队的集束手榴弹给炸掉。冲上去的日军,无论多少,全部被手榴弹报销,总是有去无回。
  7月2日下午
  日军的炮火哑了,冲锋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军飞机还在接连不断地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横山勇接到攻城的两个师团的报告:我军进攻受挫,从6月 28 日发动攻城以来,已逾五天,未能前进一步,部队伤亡惨重。炮兵部队炮弹已打完,步兵弹药也消耗殆,无力再发动进攻。午夜时,横山勇经请示(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同时命令迅速向第一线攻城部队补充兵员和弹药。日军以奇袭和强袭手段,闪电式推进得十分迅速,但是,企图以奇袭和强袭手,闪电式攻取衡阳却遭到失败。
  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 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
  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
  7月11日,清晨,日军二攻衡阳城
  沉寂了八天的的衡阳城,又响起了日军第二次攻城的枪炮声。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兵员和弹药得到充分补充后,又向守军阵地发起大规模冲锋。为给地面部队的进攻扫除障碍,日第5航空军出动主力轰炸衡阳城和守军阵地。其轰炸机第6、第44两个战队的主力,在第1飞行团战斗机掩护下,对市区和西南两面的山头阵地进行反复轰炸、扫射,将外围阵地上的据点、工事、战壕几乎摧毁殆尽。守军只好利用敌炸弹创出的一个个弹坑进行顽强抵抗。更为严重的是,城内所有的有线通讯线路都被敌机和炮火炸毁。方先觉将军同各师、各团的联系中断。各部队之间,虽近在咫尺,却互不了解情况,只能靠传令兵联络。方先觉已无法在军部指挥全局、只得带着警卫到各阵地上去指挥、督战。
  在敌人狂轰滥炸和大军包围之中,守军各部临危不惧,一直保持冷静沉着,施用他们的拿手好戏——手榴弹,将敌人放在近前狠狠炸。
  7月13日
  日军第二次攻城又打了三天,仍然未能前进一步,第116师团的攻城主力 — 步兵第120联队,在联队长和尔大佐指挥下,向山头阵地发动冲锋。在山坡半腰间,遭到从弹坑中突然冒起来的一些中国军官兵的手榴弹狠炸。和尔大佐和许多日军官兵被当场炸毙,冲锋垮了下去。进攻张家山的日军第2大队足立大队长和该大队5至8中队所有的官佐,全部在进攻中被守军用手榴弹炸死,该大队活着的士兵不足四分之一。日军只能依靠空中和炮兵的轰炸效果向前一步步推进。即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炮群集中轰击,将山头上的守军官兵全部炸死,才能占领那个山头,否则,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中国军人,冲锋的日军就要挨手榴弹炸。
  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
  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援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援,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援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 作战失败的压力。
  7月18日
  第68师团主力志摩旅团推进到小西门外四百米处,旅团的冲锋部队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师团炮火急忙给予支援,压制守军人力。支援炮火刚停,日军指挥官一声嚎叫,上千名日军从地上一跃而起,嚎叫着朝守军扑来。等日军近前,守军用手榴弹与敌混战,密集的手榴弹整整炸了一个钟头,冲上去的日军几乎被炸光,守军自己也被炸死、炸伤无数。由于两军搅成一团,日军炮火无法开炮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冲锋部队被消灭。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军队之手榴弹肉博战使倍受“武士道”亡命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月16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2次总攻再度挫败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衡阳一役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日本国内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成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岌岌可危。此时,由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失陷。再加之日军攻占衡阳继续受挫,1944年7月18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正如时文所称:“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按实际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
  7月19日
  经整整一天一夜的拼死肉搏,第68师团志摩旅团好不容易又向前推进了一百米——离小西门三百米了。
  汉口,派遣军前进指挥所。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火田)俊六总司令十分气恼,在电话上对横山勇进行严厉训斥,并责令其迅速攻下衡阳城。
  长沙,第11军前进指挥所。横山勇放下电话,心里感到万分羞愧,面对作战地图,一愁莫展。指挥所里,高级幕僚和参谋人员们吵成一团。许多人摇头叹息,认为日军无法攻下这座城市;有的人大吵大闹,说应该赶快痛下决心,放弃攻城战斗,以免徒添伤亡;有的人据理力争,说投入数万大军,攻打了几十天,丢下那么多死尸,现在不攻了,作战部队的士气将因此崩溃,大日本皇军将在世界上威信扫地。因此,再大的牺牲也要再所不惜,攻城的仗还应打下去。还有的人对攻城的第 116师团和第68师团大加贬斥,说事情都砸在这两个无能的师团手上。连横山勇也对这两个师团十分气愤,认为这两个甲种精锐师团,四五万兵力,还配有那么强大的炮兵部队和轰炸机战队,竟然攻不下个衡阳孤城。况且城内仅有中国军一个军,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都不及日军一个师团。可见这两个攻城的师团素质之差,攻坚训练之不完善。
  实际上,这两个师团一直是日军中的精锐。第68师团不用说,自编入第11军以来,次次出战,都是当着刀刃在用;第116师团因擅长攻坚作战,在 1943年常德作战时,特地从第13军调到第11军,师团长岩永中将曾肩负过统一指挥各师团进攻常德城的重任。结果,在他指挥下,曾一度把常德城在地图上给抹掉了。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城不是打得不凶、不狠,而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比他们更凶、更狠。
  7月20日
  横山勇不得不再次下令停止攻城。衡阳作战已快一个月了,日军最担心的远征军到现在也没出现在湖南的大地上。
  原来,当蒋介石签署远征军向北缅反攻的命令后,驻缅日军为对付远征军,迅速抽调兵力,新设了第33军,统辖缅东北战事,专门对付远征军的反攻。5月中旬以后,远征军两个集团军以及预备部队和游击部队,从缅东北向西进攻,一举改变了英、印军在东印英帕尔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从而扭转了缅甸战场的局势。此时,中国远征军正在缅甸中部围歼日军,解放缅甸人民。也就在这同时,美国对中国军队在豫中平原的失败和长沙的失守,现在日军又推进到湘南,进攻衡阳,便认为中国军队在大溃败,其原因是中国统帅部指挥无能。照此下去,中国将被打败。而一旦日本灭亡了中国,则将对同盟国、乃至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为了挽救中国”,罗斯福认为必须立即改组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机构。
  7月6日
  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蒋介石认为事情并非那么回事,拒绝交出指挥权。方先觉指挥的第 10军在衡阳的出色战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争了光。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7月中下旬
  日本上层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衡阳城下的败北,东条英机深感无力挽回其颓势。在国内政界压力下,于7月18日,宣布内阁总辞职。随即,小矶、米内联合内阁上台;东条英机所兼内阁陆军大臣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等职务,也被同时解除。第11军前司令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打得最惨的阿南继任陆军大臣;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转任参谋总长。同时,海军统帅部的一元化也宣告破产,首脑更换。  
  日军三攻衡阳城。
  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
  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 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 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
  横山勇决心孤注一掷,投入更大的兵力,并亲自上阵督战,一定要把衡阳这块骨头啃下来。他向各兵团发出命令:  
    一、第40师团南下,占领衡阳城西北角,阻击第六战区援军。  
    二、第58师团南下,加入北面攻城。  
    三、第13师团(已在衡阳南方耒阳附近)北上,与第68师团一起共同攻打南门。  
    四、第3师团从茶陵转进耒阳地区,随时准备加入攻城作战。  
    五、第116师团仍攻打西门。  
    六、其他各师团和军直属部队,在湘江两岸,阻击来援的中国军队,使其不能接近衡阳。
  7月25日
  长沙至衡山的公路已可通车,日军汽车部从将三十六吨弹药运至衡山,改由驮马辎重部队向衡阳转运,补充攻城部队。这时,第64师团、派遣军直辖的松井部队和又一批野战补充队兵员到达长沙,并从长沙南下,补充衡阳的师团。
  第三次攻打衡阳城之前,配置于该城四周的日军部队是:  
    北门:第58师团;军直辖炮兵部队(包括野战重炮兵部队、100mm加农炮部队、150mm榴弹炮兵部队)。  
    西北角:第40师团。  
    西门:第1l6师团;炮兵第2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南门:第68师团;第13师团;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东门(湘江东岸):第13师团一部;山炮第19联队。  
    天上:第5航空军在第三次攻打衡阳中受命出战的有:轰炸机第6、第16、第44三个战队;战斗机第1、第8两个飞行团。
  8月2日
  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
  8月3日,午夜
    敌轰炸机第6、第16和第44三个战队,一批接着一批地出动,对衡阳市区、西南两面高地施行地毯式轰炸,日机的大轰炸从午夜一直持续到翌日拂晓。飞机轰炸刚停,城外四周炮群又万炮齐鸣,密集的弹雨一古脑儿地倾向城区,没头没脑地乱炸。日军各路大军在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中发起冲锋。第116师团一部冲进当面一个山头阵地,发现战壕内蓄满了齐腰深的积水,可见中国军队将士们原来一直浸泡在深水中艰苦战斗。
  该师团于天亮后发动的首次冲锋,又被顽强的中国军队用集束手榴弹炸了下来。夜里组织突击队偷袭,摸进守军阵地,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又被隐蔽于侧面的火力封锁了退路,突击队全部被消灭。第68师团一清早发动的冲锋,扑上了一块高地,立即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既前进不得又退不下来。师团炮火赶紧支援,轰击守军。又组织了两个大队的兵力发动冲锋,救援被压制在高地的部队。结果,守军以狂风暴雨般的扫射将这两个大队的中队长、小队长全部击毙,士兵死伤惨重,冲锋又告失败。其它几个师团的进攻,也都被打垮。
  8月5日
  上午,各师团的冲锋皆告失败。下午,恼怒已极的横山勇命令军炮兵部队的重炮群一齐开火,轰击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城外守军阵地。并企图以地动山摇般的大炮声来威慑中国军队,使之丧失战斗意志。炮声确实厉害,大地在剧烈颤抖,仿佛天将崩裂地将塌陷。已经过若干遍飞机轰炸和大炮轰击的守军阵地上的焦土,又重新被翻造了一遍。守军将士的意志仍未被摧毁。正如老乡说的那样,一个麻雀打三枪,胆儿都吓壮了。
  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由于两军犬牙交错,有三颗重炮炮弹落到了日军侍机冲锋的部队中,使他们自己的将士大受其害。重炮一直轰到夜幕降临方停。夜里,第116师团第133联队长黑獭少将决定由第1和第2两个大队组成夜袭队,研究好了行动方案,准备在深夜十一点开始出击。十点过,正当这两个大队准备出发时,突然从守军阵地上打来一阵迫击炮。炮弹纷纷在夜袭队中间爆炸,第1大队长当即被炸死,第2大队长负重伤,夜袭队员死伤无数,且失去指挥,未及出动就鸡飞蛋打。
  8月6日
  第58师团终于从北门攻进城去,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守军处境已非常艰难。被日军包围了四十多天,弹药早已靠美军飞机空投接济。由于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空投亦很困难。现在两军又搅在一起,空投只好停止,一些部队弹药用尽,只能与敌拼刺刀。与弹药一样,守军粮食亦靠飞机空运,空投无法进行,粮食亦告断绝。
  冲进城来的一股日军距方先觉的军部仅一、二百米远。参谋长孙鸣玉带领特务营和军部科室人员,在军部附近同敌人厮杀。军部与各师的联系彻底中断,到处都在展开巷战,传令兵也无法出去联络。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络。军部还有一部电台可与重庆相通。方先觉将军含着眼泪,哽咽着口诉电文: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于(6日)。
   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对于国军见死不救,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麽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
  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谨以此文祭奠那些长眠在衡阳这块血沃土地上的国民党第10军将士。
  抗战时期著名的重庆《扫荡报》曾在自己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永远流传。”当然,给衡阳带来如此盛誉的,是方先觉将军率领的国民党第10军官兵为保卫衡阳而进行47天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本文试图就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衡阳的抗战精神重放异彩,激励后人。

       【附錄】如何正确评价“抗日衡阳保卫战”     作者:丁民   

       2005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衡阳人民不会忘记61年前——1944年6月23日~8月8日震惊世界的“抗日衡阳保卫战”。在这个作战区域长达39万平方米(东西宽约1500米,南北长约2600米)的衡阳战场上,守军国民党第10军同日军侵华主力部队第11军,展开了为时47个昼夜的激战。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战场最大一次战役。也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两方作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池争夺战。
     时过境迁,61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这场战役尚无公平的定论,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遗憾!纵观各种观点,引起争议的关键问题:一是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否“投降”?二是纪念以失败为结果的“抗日衡阳保卫战”,是否还有“意义”?笔者在此阐述个人的观点:
                                       
     一、如何正确评价第10军军长方先觉
    
     谈到“抗日衡阳保卫战”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说第10军军长方先觉,这也是引起众多争议的关键问题:
     方先觉,字“子珊”,原籍江苏萧县人,出生于1904年,黄埔3期毕业。他身材高大魁梧,骁勇善战。“芦沟桥事变”发生时,担任副团长,曾参加古北口战役负伤。伤愈后,升任团长。1937年11月第10军成立,33岁的方先觉升任为预备第10师师长,随即参加台儿庄战役。率部转战于皖南、浙西、浙东诸战场。1941年未至1942年初,日本第11军3次进犯长沙,第10军奉命固守长沙。方先觉率部在长沙外围的黄土岭、妙高峰,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击退日军精锐强敌,歼敌300余人。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获二等“宝鼎勋章”,晋升为第10军军长。第3次长沙战役后,第10军付出伤亡过半的惨痛代价,转移至衡山,实施为期10个月的整训。1943年,方先觉率第10军增援解救常德之围,获“云麾勋章”,第10军被誉为“泰山”部队。常德会战后,又返回衡山,进行不足4个月的“整补”后,便受命保卫衡阳。
     从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在这惨烈的47昼夜里,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全体官兵的英勇抗击入侵日军的事迹和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贡献,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众多史料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此,笔者不再进行详述,着重对方先觉是否“投降”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被俘”和“投降”的定义:
     “被俘”就是成为俘虏。《辞海》解释为:“战争时擒获敌人,或为敌人所获。”
     “投降”:“指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对敌人屈服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为卖国求荣,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被俘”与“投降”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战场上,由于无法抗拒的外力因素,导致“被俘”,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每场战争都会有“被俘”现象出现,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也是能够被接受的,仍然是可以称为“英雄”;正是如此,南宋文天祥(1236~1283)“被俘”了,现在仍称“民族英雄”。而“投降”则不同,他是指被敌人俘虏后,对敌人屈服、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成为敌人的帮凶,那他只能是民族败类;明末、清初时的洪承畴(1593~1665)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二)、方先觉是否“投降”?
     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在1944年8月13日《朝日新闻》撰稿说:“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突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的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的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的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的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当时武汉政府的报纸首先刊载说:“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大多数说方先觉“投降”的文章,都是根据上述报道和敌占区的报纸记载作为自己文章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些欠妥!每场战争期间,敌我双方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都会利用媒体进行有利自己一方的宣传和报道,在这些宣传、报道里面,往往渗杂有许多是虚假、夸大、缩小的成份,与事实真相必定会有很大的偏差,这是一般的常识性的问题。因此,不加分析地拿这些报道作为史料依据,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学术行为。敌我双方的宣传报道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依据”。更不能将“被俘”与“投降”之间的概念,不加甄别地混为一谈。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结合多种史料反复核实,严格、科学、公正地进行论证后,充分挤出其间不真实的成份,才能给予适当的结论。
     方先觉是否“投降”,我们可以从下面亲历者的回忆,帮助找出准确的答案:
     (1)据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战后的最一天,方先觉军长等拍呈蒋委员长电,由孙参谋拟电稿,电文如下:‘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2)蔡汝霖著《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3)何种圃著《方先觉与衡阳保卫战》一文说:“8月8日凌晨,大批敌骑摇旗呐喊向军部扑来,伤残官兵无力还击,大势已去。方先觉掏出手枪自杀,两个卫士横腰抱住,子弹虚射,自杀未果。此时,张副官竖起白旗,以致官兵被俘。”
     (4)李若栋(原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说:“8月7日夜,午夜时,日军距地下室仅数十米,军长方先觉最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是“来生再见”,并举枪自杀,在旁的副官处处长张广宽夺其手枪。紧接着举起白手帕向日军摇摆,双方枪战停止,日军便闯入地下室把军长方先觉和3位师长带走了。”
     (5)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说:“翌(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①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②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上述战争亲历者对方先觉“被俘”前的情景,描述得非常清楚、详细。给阅读者呈现出,那战争最后阶段时的惨烈、悲壮场面。这些资料的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都是他们若干年后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可以说是脱离了当时 “利害”关系的冲突,并与有关档案记载相符(还有许多亲历者回忆文章的内容都与此大同小异),应该是非常接近“史实真相”。由此,可以判断出这样的结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理由如下:
     (1)方先觉能够为第10军的7000名伤员,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这样的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众多高级将军们中能有几个?我想:如果在后来的战斗中,那些将军都像方先觉一样,日军就不可能“打通大陆交通线”,战果也还会是那样惨!今天,我们舍身处地去想一想:
     当时,衡阳外围援军共有8个军(20、62、73、74、79、93、100),总人数是进攻衡阳日军的3倍,且握有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可见其实力雄厚。他们到达雨母山、鸡窝山、樟树坳等地后(离衡阳城10华里以内),便停止不前,却说“激战一番,日军兵力强大”而撤走。事实是:“只有雨母山方向……重庆军企图冲破阵地,联队引诱坦克靠近350米直距射程内,立即调动速射炮击毁其两辆,第三辆见此情况,慌忙在公路上调头逃去,激战便告结束。”-(日军档案记载)
     “20日午后,遥闻西南郊外隐约的枪炮声,经与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以期早日会师。方军长命军特务营精选官兵150余人编成5个突击排,由曹华亭营长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出重围。天明以前,突击部队抵西南之五里亭,不意友军踪影已渺。历尽险阻,竟未能相会,遂于21日夜失望而回。归途经敌军节节阻击,伤亡过半。曹营长虽受伤,仍然率残部生还……。”-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这难道说不奇怪吗?150余人能够在同样的路线上,虽损失过半,却来去自如。而那些人数3倍于日军、且手中握有崭新美式武器的援军,却驻足不前,不敢进城,游离于衡阳西南郊外,无法打开衡阳城的“解围”之路,说是“防止日军包围”。这种说法能叫人相信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资料记载:第100军军长李天霞说:“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的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衡阳城陷落、方先觉为何“被俘”的真正原因,不是敌军的兵力强大和攻势凌厉,而是由于国民党军界的严重“内耗”,而诱发外围解围不力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能够解读出“衡阳保卫战”期间,另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那就是在衡阳47天的战斗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有了混合编成的中美空军,空中优势已不在日军手中,”可是,衡阳战区却没有发生任何“空战”。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空军损失的唯一飞机,则是由日军地面炮火击中的。每天双方空军就像事先排好节目一样,你的飞机轰炸完,走了;我的飞机再来轰炸。这一现象,叫我们读史的人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评论。
     说到这里,再来读一段1944年12月18日重庆《扫荡报》社论:
     “……衡阳失守后将近1个月,敌人继续发动攻势。大家以为全州是第2个衡阳,而敌人一腿就跨过了大榕江,全州不战而弃。桂林名城天险,调重兵,聚粮械,连布置防务的负责人都说‘桂林能打3个月’。结果啊!36小时而陷!柳州也同日完事!这一路的守军真太差劲了!桂林一带的将军们,请你们照方军长的镜子,你们还有什么颜色?方军长啊!谁知道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柳州弃守之后,敌人马不停蹄,跟纵入侵。陷宜山,越怀远,破金城,踏河池,蹂南丹,窜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黑石关,过中捞河,闯过了独山。进军千里,直如无人之境。……”
     今天,我们再读到61年前的这段社论后,我们还能要求方先觉将军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战争是残酷的,它不是文学创作。此时的衡阳城内,弹药消耗已尽,却没有补充;“战场周围的野草、浮萍等,早在日军第二次总攻前就全都被吃光了”;在这样弹尽粮绝的战场上,其结果不是“牺牲”,就是“被俘”,这是战争中无情的规律。方先觉应该对此非常清楚,他有“突围”的实力和机会,但他选择了“死守”和“牺牲”,可惜没有实现。那结果只能是“被俘”,保住数千名受伤战友的性命-这就是方先觉这位“悲剧式英雄”,最后时刻的选择。
     (2)方先觉等高级将领被俘后,由日军68师团押送至市南郊的欧家町天主堂软禁。许多的史料记载,事情经过如下:
     白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记载:“方军长于城破以后,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日军派高级军医为之治疗看护,并远自汉口请来名医诊断;其高级将领亦不断前来探望,慰以香烟酒食,备申崇敬之忱。嗣汪逆伪政府日籍顾问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国派遣军司令烟俊六,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军长游说,邀方军长以被难官兵为基干,成立所谓‘先和军’以‘共同反共’,实现‘大东亚和平’。方军长蒙被而眠,借病婉辞。吉丸并劝方军长移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军长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9月以后,衡阳城中已有市场出现。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得知方先觉仍囚于衡阳,便命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的金远询和衡阳站站长(黄荣杰)去设法营救。这两人经过2个多月的策划部署,于11月18日,乘风雨交加之夜和日军警备松懈之机,从欧家町天主堂的二楼窗口,用绳子将方先觉吊下来,救出。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我防守衡阳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当时,方先觉被敌军关在天主堂,疲惫不堪,加以感染痢疾,已至形容枯槁,行动无力的地步。同时,敌军也尊敬他坚忍不屈的精神,所以对他的监视,比较松弛。”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9月5日(指农历)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撰写《大东亚战争全史》写道:“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经过2天的昼伏夜行,山林跋涉,方先觉一行到达衡阳县洪罗庙。休息2天。
     《衡阳文史》颜肃著《护送方先觉脱险经过》一文中说:“一天晚上,王伟能严肃地对我说:‘你3人,护送……方先觉军长3人,脱离沦区去新化兰田镇,路上务必十分小心……。’第2天清早,我和魏祝云、曾尧阶到司令部与方先觉等3人会见。他们3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行商人打扮。我们一行6人从司令部驻地衡阳县枫树桥起程,混入去兰田镇的盐商队中,与他们一路同行。……到达安全地带。……决定留魏祝云带他们到兰田,我与曾尧阶趁黑夜返回家里。……”
     12月上旬,方先觉到达芷江空军第3路司令部(中美空军基地),3日后搭机飞昆明。12月11日乘美军专机转重庆,结束了21天的逃亡旅程。当方先觉脱险返抵重庆后。蒋介石屡次设宴款待,安慰有加。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方先觉休息半月后,奉派赴复兴关青年干部训练团受训3周,随后即被任为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师长。
     从上述史料记载中,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明:
     ①方先觉的军队没有接受日本的改编,这从第10军被俘人员最后的结果可以得知。据有关资料记载:“8日傍晚,战火平息。日本宪兵入衡阳城。受难官兵2000余人及伤患官兵7000余人免除了被屠杀的恐怖,分别集中于铁炉门、欧家町各附近的教堂、汽车西站和东洲船山中学等略能遮蔽风雨的残破屋宇之内。”“医药缺乏,重伤患多相继列亡。”“日军亦感粮食不继,每日派队押着受难官兵赴四郊割稻,分一部分予各个收容所。”第10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多数被衡阳周围的“游击队”收留,1945年底“奉令改编”。1945年8月底,驻衡阳的日军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撤离前将数百名没有脱逃的官兵集体惨杀于该湘桂铁路管理局(今五桂岭衡阳铁路工程学校)门前的湘江河岸战壕内。由此,可以看出“第10军接受了日本的改编”的说法,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
     ②方先觉本人没有担任所谓“先和军”的伪军长兼任伪省主席之职。否则,他早就应该在南京、汉口出现;而不会继续软禁在欧家町天主堂里,让戴笠派人把他营救出来。回重庆后,蒋介石是不会一再召见、宴请方先觉,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还给他升官职,继续让他带兵的。这些都说明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衡阳的失守,责任不在方先觉,正是他自己犹豫不决和期待“日军自动撤退”的军事招架政策所造成的主要恶果,这点他自己心里比谁都要明白。同时,也充分说明一个事实:方先觉没有“投降”。也就是说,方先觉他被敌人俘虏后,没有背弃民族利益,成为日寇的帮凶。
     (3)1946年,方先觉任徐州守备司令。不久,便被调往台湾,一直到退休。
     1982年7月间,他“昔日的对手”组团来台访问方先觉将军,邀请他访日游览各地名胜。并称“届时将通知前围攻衡阳之第3、第13、第27、第40等师团散居日本各地之旧日官兵,在东京集会,举行盛大欢迎会,以示对将军的敬意。”被方先觉婉言谢绝。同年秋,方先觉不幸以“脑中风”和“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达3个多月。后出院回家疗养,却一直是神智不清,于1983年3月3日溘然长逝,时年81岁。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方先觉将军的晚年,依然非常注重自己“名节”,他至死也没有忘记“抗日衡阳保卫战”的“被俘”之辱,没有忘记第10军的“灭军之灾”。否则,晚年保养条件很好的方先觉不会“脑中风”和“心脏病”突发。这种不屈的民族气节,也使他赢得了昔日“敌人”的尊敬。“日本前第11军战友会”共96人,于1983年7月16日至18日、1984年3月3日至6日,2次专程飞抵台湾,祭奠方先觉这位长眠在台北五指山上的抗日名将。
     (4)客观地说:方先觉,他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没有直接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军队交战,却在台湾说了些“反共”的话,但只要翻开他说过“反共”语言,你就会发现那全都属于通俗性的“口号”,很难表达这是否是他心里愿意说的话。作为60年后的今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像他那样的“高官”,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不喊几句口号,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在台湾能够“混”得下去吗?
     今年4月底,民国党主席连战的大陆“破冰之旅”,胡锦涛主席微笑地与他握手会见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计较他曾经说过什么,应该看他做过什么。”这话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方先觉这个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时,我们还计较方先觉长眠前喊过的那几句口号,是否还有意义?笔者认为:方先觉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他的功绩是不应该抹去的,他应该是“民族英雄”,得到全中华民族的尊敬,“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应该给予他公正、客观的评价。
                                      
     二、“抗日衡阳保卫战”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一)“抗日衡阳保卫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
     这点我们可以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几次重大战役比较中得出准确的答案:
     (1)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24日至4月3日,孙连仲集团和汤恩伯军团3个军以40多万的优势兵力,对付日军第10师团“矶谷广介部”和“板本旅团”30000多人,经过2周的战斗,获得歼灭日军三分之二的战果。
     (2)武汉会战
     1938年8月初起,日军以35万余的兵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分5路西进,并以海军溯江而上配合陆军作战,正式展开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军队以3倍于敌的兵力,进行所谓“武汉保卫战”,仅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阻击日军。结果,日军于10月下旬攻占鄂城、信阳,强行进入大治、黄陂,对武汉三镇形成三面包围,国民党军即于25日撤出汉口,26日撤出武昌,汉阳也随即失陷。至此,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军迅速溃退结束。
     (3)长沙三次会战
     ①1942年1月1日,日军第6、第3、第40等3个师团主力,总兵力约70000余人,向长沙攻击;与国民党第10、73军激战4天。
     ②1月4日,陈诚,薛岳等指挥10个军、共计21万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反攻。日军于4日夜间,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因被包围截击。日军独立第9旅团南下接应,遭拦腰侧击,双方激战至8日,日军受重创后,突围逃脱。
     ③1944年5月26日至9月8日,日寇又纠集12万兵力攻打湖南。国民党将领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3倍于日军,由于作战思想僵化,仍然采用原来的“活塞”老战术。先后在古港附近(6月8日至14日)、浏阳附近(6月4日至22日)、长沙附近(6月1日至18日)、益阳宁乡附近(6月7日至20日)、萍乡醴陵附近(6月16日至24日)与日军交战,结果都是一触即溃。
     (4)衡阳保卫战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为首的第11军有5个师团(68、116师团作战补充2次,实际等于7个师团),外加1个独立旅团,共约11.7万人。
     白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8月4日晨,敌总计5个师团、轻重炮百余门、炮弹40000发,在横山勇亲自指挥之下,开始了第3次总攻击……。”
     “8月4日清晨,日军5个师团各种火炮100多门,炮弹4万余发,在横山勇的统一号令下,向衡阳西南阵地倾泻。”
     日军档案记载:“7月28日……随着公路的开通,汽车部队陆续南下卸掉装载的军需品。数量如下:7月26日夜,47吨;27日夜,12吨;28日夜,34吨。……到8月4日第3次进攻开始时,运到军需的情况如下(此外,尚有各种军需品正在急运中):150毫米榴弹炮3门、炮弹330发;l00毫米加农炮3门,炮弹450发;山炮l门,炮弹约lOO发;步兵炮10门,炮弹约90发;其它军需品驮马辎重(包括架桥材料中队的辎重)36吨;汽车120吨;水路舟艇160吨;民船团500吨;合计816吨。”“横山司令……令全军于8月7日,再度强行总攻。我陆军炮兵之中坚武器,15公分榴弹炮及10公分加农炮,已出奇地在阵地前堆积了大量弹药,前者每门为280发,后者每门为350发……。”
     值得一提的是,衡阳战争期间,日军还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致使守城官兵中毒伤亡甚多。
     《衡阳市志》记载:“30日下午,日军对五桂岭南端阵地工事发射芥子气[S(CH2CH2CL)2]与路易氏气(CLCH=CHASCL2)混合毒弹半小时之久,守军第28团7连80余人中毒死亡。”
     “2日拂晓,敌复向我张家山阵地施放大量毒气弹,致我官兵中毒昏迷失觉。”
     “7月17日,敌人又开始了总攻,毒气当然是开路先锋。”
     “27日之夜,是衡阳守军血闸的开放,是敌人施放毒气可耻纪录的增加。……敌人看到合围的阵地又要裂开,便拚命把毒气弹向炮膛里送。……被毒死的尸体与瞎眼、前额溃烂的伤兵都源源不断由阵地上退下来。”-天霖《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
     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固守衡阳,仅7个团1.76万余人,装备为:1辆坦克,3种火炮14门,3种炮弹共5000发,其余的全是轻武器。
     据台湾前军部军务处第3课上尉参谋长米衡山回忆:“在围城直前,抢运入城之步枪枪弹有530万发、手榴弹28000发、迫击炮弹3200发;唯缺山野炮弹。”
     衡阳城内守军,虽有4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只有1.5个装备完整的师。据史料记载:第10军在备战期间,“统帅部命令……新编第19师奉调全州”。而所谓补充的暂编第54师,“暂编第54师司令部之留驻衡阳城,……该师防守飞机场之1个团,当敌于6月24日进攻衡阳江东岸时,该团长即率2个营直退耒阳,仅有1个营撤回衡阳城内。所谓配属部队者,实际仅有54师之1个营而已。”
     《衡阳血战四十七天》记载:“第10军奉命防守衡阳时,只准备半个月粮弹。从8月23日开始到7月10日,战斗相继持续半月以上,步枪子弹已经消耗60%,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了80%,山野炮弹消耗90% 。”
     从上述攻守双方武器装备、后勤补给量、作战人员来看,“抗日衡阳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双方强弱对比,决定了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
     就是这支兵员不足、装备不全的第10军,在援军见死不救、粮食、弹药供应不上的情况下,仅凭视死如归的斗志,与近10倍于已的强大日军,浴血苦战,寸土必争,激战47昼夜,毙伤日军达48000人余人。据史料记载:“1945年国民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在长沙受降后,亲自询问日军高级将领他们在衡阳攻城战中伤亡的真实数字;日军将领一致认为有48000余人。其中:上中级战将校战死390人,负伤520人。第68师团、第116师团遭毁灭性打击。”战后日军“军史”评价说:“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绝对正确。”
     而守军死伤1.6万余人;其中死亡7600余人。幸存完好者仅1200余人。据战后有关资料记载:“守军第一线的30团,只幸存8人;29团,只幸存20人;28团,幸存30余人,第7团,幸存40余人;第二线的第8团,只幸存70余人,第9团,幸存90余人。”伤亡率达90% 。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衡阳保卫战”与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的其它战役比较,其作战持续时间、战斗惨烈程度,是没有那一场战争能够予之比较。上述其他战役,台儿庄战役只打了14天;3次长沙会战只打了4天;这都是国民党守军兵力占绝对优势下进行的,其结果都是以守军所谓的“主动撤退”而告终,不但人伤亡的比对方多,最后“地”还被日军占领。而“衡阳保卫战”则是国民党守军在兵力、装备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却坚守不退,坚守时间最长(47天),伤亡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城市防御战,他们让日军付出了伤亡比为3:1的惨痛代价,在弹尽粮绝后,才被日军攻陷衡阳城。第10军的将士们就凭这点,也值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浓墨重彩地去颂扬。
     (二)“抗日衡阳保卫战”的历史意义
     (1)从中国战场来说,“抗日衡阳保卫战”有效地阻止日军打通“内陆交通线”的时间表,大量消耗了日军实力(日军第11军参加“衡阳战争”总人数约为11.7万人,伤亡48000余人,伤亡率达41%,),严重挫败了日军的锐气,促使日军中止“韶关作战”计划,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众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信心。据日军档案记载:
     “……衡阳之战,原拟定一日之间结束,而实际却延迟了40多天,不独严重的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这一苦难的战役,岂非值得纪念?”“7月25日,大本营派遣参谋西冈忠治中佐赴衡阳视察进攻衡阳的战况以及收集指导今后作战的资料。该参谋明确表示:‘由于后方补给不及时,在衡阳尚未攻陷时,进行韶关作战的准备并非易事。第11军希望使韶关作战中止。’……终于在8月1日发出了中止韶关作战的命令。”
     (2)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范围来说,“抗日衡阳保卫战”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大量主力部队(仅“抗日衡阳保卫战”后,日第11军在衡阳补充、修整期间,就增加新兵10万人),使其无法从中国境内分兵去太平洋与东南亚战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的结语说:“大本营对衡阳之攻占,如释重负……并立即以新兵10万拔补予第11军。”据日军秘密档案记载:“7月16日,松井总参谋长(宫崎参谋随行)来到第11军战斗司令所(长沙)视察战况和联系作战。……7月25日,大本营派遣参谋西冈忠治中佐赴衡阳视察进攻衡阳的战况以及收集指导今后作战的资料。……到7月31日,随着塞班岛的失陷,大本营的作战指导方针也趋明确……。”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各岛屿的争夺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同时“抗日衡阳保卫战”,还诱发了当时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日本国内对-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成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要崩溃了。”最后,东条英机内阁还是因为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失败而被迫倒台。
     (3)研究“抗日衡阳保卫战”这段历史,使我们懂得:当中华民族遭遇到危难的时刻,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没有渡不过的难关。否则,“抗日衡阳保卫战”最后失败的命运将会再次降临,中华民族将可能有“灭族、灭国之灾”。
     (三)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的现实意义
     (1)以方先觉为首的第10军全体将士们,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抱着“与衡阳共存亡”的决心,在那惨烈的47昼夜里,抛头颅洒鲜血、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不畏强敌,用自己生命与鲜血写出的惊天地动鬼神诗章;在61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可歌可泣,仍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2)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我们过去对待“抗日衡阳保卫战”这个问题,一直是“低调处理”、“闭而不谈”。
     对此笔者认为:随着今年4月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与胡锦涛主席北京会谈,国共两党过去的“恩怨”,已经不是现在“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也不应该再是制约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的“导向问题”,而且宣传“抗日衡阳保卫战”反而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遏制“台独”势力在台湾扩张。同时,宣传“抗日衡阳保卫战”,还对人类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具有极深远的意义。
     (3)纪念“抗日衡阳保卫战”对推进衡阳对外开放,振兴衡阳经济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客观地说:衡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已经远远地落在其它城市的后面,至今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从表面来看是:“技术落后”、“企业效益不好”、“缺少招商渠道”……的原因,但从深层次挖掘则都是:“思想僵化”、“城市文化‘沙漠化’”等因素带来的恶果。
     衡阳是“战争之城”,“战争”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文化软资源”,则需要我们从深层上去挖掘、开发利用。正因为有“抗日衡阳保卫战”,衡阳才被誉为“抗战名城”。衡阳市尚存的抗日战争遗迹还有岳屏山上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湘江中的“老铁路桥墩”、东洲岛船山书院、胜利山(原张家山,今市气象局内)的“3000阵亡将士合葬墓”、樟木乡“抗日战争标语”和“第3师指挥所”等遗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人们对重大战役的“好奇心”和“抗日衡阳保卫战”亲历者(台湾、日本老兵和他们的后代)的“战场心结”,来提高衡阳城的知名度,做好衡阳旅游、招商引资这篇大文章。
    
     参考资料:
    
     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白天霖著·-台湾:天工书局,民国七十三年十月。
     《中国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湖南会战》
     《近代中国·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第42期,第61-62页
     近代中国·浴血奋守衡阳——抗日衡阳保卫战之追忆 / 藏肖侠著 第42期
     转徒西南天地间 / 皮以存著 七十年代杂志社,1973年12月出版
     第二次中日战争 下册 / 吴相湘著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 / 蔡汝霖著:-中华书局,1946年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全编本 第2辑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 饶少伟著,第45页
     《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85页,1979年10月出版
     近代中国 第42期·民国33年日本打通中国大陆作战之背景 / 李守孔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上卷 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
     广东文史资料 第11辑·第四军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经过 / 陈宏樟著
     抗战纪实 第4册 / 赵曾俦著 第107-108页
     李宗仁回忆录 下册 / 李宗仁著 第84-843页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三)/ 张秉钧著
     难忘的湘江之行 /(日)和丈夫著
     《衡阳文史资料》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 / 石柏林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志 /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湘灾导报》创刊号1945年12月16日
     衡阳《大华晚报》1947年8月10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5年(1946年)12月19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6年(1947年)2月14日
     长沙《大公报》民国36年(1947年)10月7日
     南京《中央日报》民国37年(1948年)3月29日
     《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12月25日、
     《新湖南报》1950年7月7日
     《解放日报-湘战的真相》194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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